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并无不妥。
因政府内部保密程序不健全，导致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容易泄露。数据报送不同于信息报告。
(四) 数据报送义务的保障：明晰平台与政府的责任 为了促进数据报送义务的充分落实，有必要设置清晰的责任机制约束平台和政府。在保护数据权利的同时，还要保护他人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科学研究权等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不仅具有重要的商业价值，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公益价值。第二，数据报送实施程序。首先，数据报送应当符合目的正当性原则。
具体而言，平台所控制的一部分数据，属于用户个人，应当赋权给个人。常规报送也可称为日常报送，常规报送一般是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即只要符合相应的法定情形，平台就应及时主动报送相关数据。为了提高政策的确定性，2018年12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对三权分置进行了较为详尽地法律规定。
其中，不乏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积累的经验教训。如果期限过短，投入大于产出则投资失败，预估后投资者会拒绝取得经营权。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的权利属于承包人、发包人，还是第三经营方？法律直接拟制再延长三十年，是否干预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且土地权利流转过程中的价值本身难以确定，三十年之久是否会发生情势变更，难以预测。这种流转模式是以土地三权分置为前提，通常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承包权属于单个农户、农民，经营权或为第三方法律主体，从合同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构成了发包方、承包方、第三方的三方法律关系。
承包权与资格权不是一个完整、清晰的权利。（三）宅基地的三权分置 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也是发端于顶层、自上而下的创新制度设计，系中央政府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尤其是乡村振兴，所出台的政策。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农村集体所有制度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产权安排，更多意义在于意识形态而非实际的经济利益。农村土地两个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 《农村土地承包法》是调整农村土地承包基础关系的法律，2018年12月修订，相比修法以前的版本，新法较为突出的变化是：立法目的中增加了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条款、扩展保护范围至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关于承包权、经营权的具体规定。宅基地不能出让、转让。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出现与发展匹配了上述特征，且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模糊承诺制度。
流转期限受到承包期限的限制，一方面降低了流转的效率与经营权人对于土地资源的可预测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限制将会损害发包人的合法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交易范围，关系到未来农村宅基地的产权界定。例如，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投机行为。故如何保障政策的实施，需要以法律为核心的配套制度。
在当前物权法与其他经济法律部门法律之间缺乏有效的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衔接的背景下，这种独特的政策属性、法律适用不足的问题，将会直接影响自由市场主体基于商业回报的考量，选择更加稳定与保守的投资策略，以避免投资失败。另一方面，土地市场化将从城市消费、城市建设中分流资源到农村，催生农村消费市场，如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医疗、教育等，打开生产经营者的新市场。
（二）经济关系与经济法律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本质上属于经济问题，经济法是以调整经济关系为内容的部门法律，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律是调整土地关系为内容的经济部门法律，弥补了经济法在土地关系调整中的不足。此外，还包括行政法规、法规适用解释及复函、部门规章、国务院文件等。
否则，三权的基本保护无从谈起。（3）以上述两点为基础，一方面，土地上的农业产出或非农业性产出增加，农村从原始材料的供应扩展到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产品深加工。这种约束并非明确，或即便明确也并不绝对受到法律保护。经营权的确认登记制度。结语：土地改革带来的惊喜与忧思 农村集体土地的两个三权分置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三权分置迅速落地的重要因素。
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相对可预测的、互动的，相比于经济活动的收益性、风险性与灵活性，立法、司法与执法均应保持法律自身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以及确定性。进一步而言，所有交易的前提是产权界定。
尽管根据法律，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但这种登记保护是否可以取得预期效果，依赖司法、土地主管部门的裁判、解释等，制度的源发性保护不足。土地流转以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为前提，如果乡镇政府或村委会强制流转，可能存在一块土地多次发包或重复发包的问题，增加了善意相对人的交易成本、失败风险。
另一方面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对发展现代农业等未来发展性的问题，同样影响深远。从主体到土地流转的相对独立性，为立法、司法适用与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奠定基础性研究框架。
反之，如果对宅基地的基础资格进行修改，又会与国家对农民基本财产保护制度存在冲突。2017年，提出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与承包地三权分置不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主要目的是活用农村宅基地，让农民能够将闲置的宅基地变成可以直观感受到的财产性收入，另一个深层含义则是让农民不失所。3.宅基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看似是一种相对独立并具有他物权特质的用益物权，实质上它不只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地上权，还可以是土地租赁权。农村土地因承载政治、经济和社会保障功能而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但这种经典的契约理论体现在三权分置中，由于不同权利之间的组合需要不同的保护，加之土地行政登记的约束等，反而加重了契约成本与风险。（一）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演进并非跳跃式政策裂变，而是基于我国农村经济要素需要创新或重新组合以推进农村经济振兴。
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法律概念因受其调整对象与制定主体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政策性、临时性特征，受到行政机关或国家政策影响可以发生变更以适应现实需要。这种回应不应是单一的、局部的，至少通过配套司法解释予以辅助实施，方可为我国高质量推进农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保障与指引。
2.宅基地资格权 宅基地的资格权以权利人享有农民/农户的身份作为条件，具有相对性，是农村集体与其成员之间的相对法律关系，集体与成员基于宅基地形成所有与利用的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特殊总有关系。自1975年至今，我国经济先后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影响，但始终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
此前，学界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改过程中因是否使用流转一词发生过争论：三农专家认为只能用流转以传承过去农业文明的语言系统，法学家认为土地的流通方式为买卖、出让、担保，上述概念均是民商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词汇。首先，三权之间缺一不可、彼此独立，流转相对自由。经济创新阶段所面临的高昂试错成本，尤其是不可逆失败造成的经济失败。首先，经营权并非宪法性权利而是行政法意义的承诺。
但随着流转链条的增加、交易的复杂与多元，这一情况可能变得复杂。第二个阶段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曲折中付出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成本。
有学者研究发现，所谓的承包权并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造成负面效应。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建构在法律承诺的基础上，具体而言，经营权的期限更加灵活，可以通过意思自治、合同约定，确定经营权期限，或可续期的，或永久经营，但受到《合同法》《民法总则》等民商部门法律约束。
我国土地政策、立法变迁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呈现以农村土地为核心的改革思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有一定限制，而在三权分置最新立法中鼓励农村土地用益物权的流转，《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尚均缺乏配套修改。